文|袁明
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、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
2018年初，于铁军老师要我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“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”写一个总序，我当时正好对时代的脉动有一点直感，可以说是一笔挥就。我写道：“当下的中国人，正被两股巨大的历史力量所裹挟。一是世界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。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力。生活在当下的世界，与这两股历史力量同行，观察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当时我还写道：“这个大时代还有一个特点：知识的‘碎片化’处处可见。‘碎片化’，会不会让人们的思考能力退化呢？”
自去年到现在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。它们的出现都是大历史的延续。问题是，能否保持一种相对的清醒？或者说，不脱离晚清开始的历史命题：三千年未有之巨变。还有，如何在知识“碎片化”的时代，给青年学生尽量留下一些扎实的知识基础？
我想，这是商务印书馆出这一套丛书的意义。商务印书馆与历史同行，走到今天，贡献至伟。今后肯定还要迎着挑战前行。
30多年前，钱锺书先生给“走向世界”丛书作序。钱先生不是轻易作序的，这次是很少的例外。钱先生说：“‘走向世界’？那还用说！难道能够不‘走向’它而走出它吗？中国‘走向世界’，也可以说是‘世界走向中国’，咱们开门出去，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，敲门，撞门，甚至破门跳窗进来。‘闭关自守’、‘门户开放’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；作为标题或标语，又凑手，又容易上口。但是，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，不肯直截了当地、按部就班地推进。”
钱先生洞察世事，看的清楚，放下话，几十年后印证。历史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推进的。另外，“公式语言”可能引起思想的简单化和僵化，这不利于社会和文化的。
在我看来，今天还是要重拾“五四话题”，或者“晚清话题”。何为中国？何为世界？虽然是新时代，还是要做带有根本性的老文章。
当然，老文章要新做。这个“新”，在国际关系史教学领域，是我们不断实践，不断有新的体会和心得，应该把它们再补充到国际关系史的教学、出版、传播当中去。
我的建议是，要着重强调补充三个方面的知识：地理知识、外交知识、法律知识。
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，有欧洲的轨迹。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，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物质回馈，让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大为丰富和饱满。近代欧洲在孕育内部整合的同时，目光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外部的世界。凭借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测绘手段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英国人对中国沿海、内陆（特别是长江流域）的整体地理了解，超前于当时的中国人。等到19世纪后期、20世纪初，麦金德的理论、斯拜克曼的理论逐步进入国际政治领域时， “地缘政治”（Geopolitics ）成了一个固定名词，并构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学科交叉。
我建议，在今后的教材中，要考虑如何加强地理知识的补充。现在的年轻人多有周游世界的经历，但是世界眼光不能纯粹靠游历得来。已故的北京大学系陆卓明教授，生前开设“世界地理”一课，名动燕园，上课时学生爆满，挤不下的甚至坐到了讲台里面。陆先生的遗著《世界地理结构》一书，从哲学层面的地理空间观谈起，谈到海洋系统和大陆系统，再及工业与农业的分布，最后是世界战略问题。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陆先生的书中有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总结”这样的标题。他提出：“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牵制敌军的能力为世人所瞩目，它地处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战略地理位置也长久为战略家所关注。雅尔塔会议排除这样一个战略极，把它当作势力范围来划分，正是雅尔塔体制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最初原因。中国既不是一个战败国而又是一个世界级战略极，它的中央政权不会长久容忍国家的分裂，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或后来的共产党都是这样。所以雅尔塔体制最早的变动是出现在中国。”
第二是外交知识。现在的国际外交体系，发端于欧洲。我看过一本《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》（Renaissance Diplomacy）, 说的是15世纪的欧洲外交。虽然几百年过去，内涵有了巨大补充，但是精髓仍在，即避免正面对抗冲突，寻找谈判、妥协途径，争取最大的利益交换。传统的欧洲外交家被首先要求是个“好公民”，同时要有政治智慧。正如法国杰出外交家弗朗索瓦•德•卡利埃（Francois de Callieres）70岁后撰写外交的经历，被两个世纪后英国的杰出外交家哈罗德•尼科尔森爵士（Sir Harold Nicolson）称为“政治智慧的富矿”。
在多边的情况下，利益交换必须有对全局的把握。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批能这样把握全盘的人物。他们的传记、回忆录，是很有趣的，共性的东西就是有比较大的视野、对全局的把控和应变能力。
外交是一门艺术。外交中当然有很多针锋相对的局面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解决问题。有很多时候要讲妥协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非常幸运，在1999年到2003年共5年间，有钱其琛副总理来担任院长，他的《外交十记》，和俾斯麦的《思考与回忆》一样，都将在国际外交史上留下痕迹。
钱副总理的《外交十记》里，讲了大量的例子。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时，英国出了许多难题。钱副总理曾这样回忆道：“我还强调，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，双方应多做实事，不要吵架；多搞合作，少找麻烦。” 钱副总理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期间，曾来北大给师生做过五次讲演，每次稿子都是他亲笔写的。这五篇讲话都收录在《外交十记》里。2002年9月10日，他在《“9•11”之后的美国》这篇讲话的最后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经典之言：“我们要斗智斗勇，但是不要斗气，不图一时之痛快，不争一日之短长。苏轼在《留侯论》里边有这样一番议论，说‘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’。也就是说，不要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，就头脑发热要‘挺身而斗’，这其实‘不足为勇’。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、仔细考虑，因为我们‘所挟持者甚大’ ，我们的志向很高远。苏轼赞颂的是西汉的张良，而我们当然应该比两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。”
第三是法律，国际法。王铁崖先生在《国际法引论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国际法史和国际关系史有密切关系，因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是互有影响的。但是，两者毕竟有所不同，国际法史讨论的对象是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出现的法律原则、规则和制度的，而不是国家之间单纯的政治、外交关系的。”
近代国际法从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始，但是条约精神与实践则发端于古希腊。近代国际法到现代国际法，也可以比喻成一张织得越来越密的网络。它们努力在规范国家之间的各种行为。
近40年前，王铁崖先生建议我看勒内•阿尔布雷克特-卡里耶（René Albrecht-Carrié）的书，我嫌英文不够好，没有好好看。今年夏天，偶然找出他的《欧洲协调（1815—1914）》（The Concert of Europe, 1815-1914）看得放不下了。这本书是丛书中的一本，丛书是Documentary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。在叙述国际关系史时，把重要的相关备忘录、条约、议定书等一一列出，讲一段配一段。我觉得这样的表述太重要了。我自己当年没有好好下功夫，但是不能让年轻人失去这样的阅读过程。可以说，这种实在的写法避免了钱锺书先生讲的“公式语言”。这对学生学养和素质的滋养，会起长远的影响。
地理知识、外交知识、国际法知识，背后是精神的历史。陈乐民先生在世时多次强调，要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。我体会他的意思，还是要深入了解“欧洲何以为欧洲？中国何以为中国？”
因此，我们还是要尽力挑选一批名著，介绍给中国读者。可能的情况下，写一段导读，也十分重要。如《遏制战略》一书，时殷弘老师写的导读，就十分精彩。在知识碎片化的时代，把握好宏观方向，扎实做好推介的工作，中国知识界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的。
本文为作者在商务印书馆“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”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。
